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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胎放开后的母亲:生或不生我们有了选择权利

发布日期:2016-10-23 下午 11:57:38 浏览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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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11月11日,新京报创刊13周年。13年,是风华正茂的又一次启程。

这一年,新京报记录了千万张面孔。他们或是国情大政影响下的“二胎母亲”,凭借一己之力追凶17年的农妇;或是在湄公河行动后坚守边防的缉毒民警,在创新潮头改变世界的创业者,大山深处悬崖村的孩子们;或是大贤村受灾村民,电信诈骗后死亡的准大学生……

喧嚣、复杂的年代,更需要对世界抱有最初的信念和理想,爱与良知。

在新京报创刊13周年之际,我们推出“2016面孔”系列报道。回看这些新闻人物的无奈与疼痛,幸福与欢愉。他们脚下的土地和脸上的光,雕刻着时代的印记,意喻着前进的力量。

本期面孔:二胎家庭

福建省单独二胎

黑发齐肩、粉色套衫、39岁的凤凰(化名)面色红润。10月的阳光细碎地洒在身上,她腹部隆起,5个月的孕身愈发明显。

2015年10月29日,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“全面放开二孩政策”,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,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。

等待多年的凤凰,松了口气。今年5月,她如愿怀上了二胎。

宏大政策下,像凤凰一样已生育或准备生二胎的家庭,有着各自的故事。

39岁的李欣(化名)意外怀孕,医生告知未满42天不能做流产手术。等待的10天中,政策颁布,她留下了孩子。

曾做基层计生工作的周言(化名),改变了独生子女光荣的想法。“一个孩子,长大后背负的家庭重担太大了。”她怀上了二胎。

80后独生子女张青(化名),左手牵着8岁的大宝,右手拉着2岁半的小宝,一家人出行至内蒙古草原吃手抓肉喝奶茶。

二胎打破了计划生育多年来“一对夫妇一个孩子”的模式,与此同时,经济压力、教育资源、高龄备孕、事业发展等问题,成了想要二胎家庭必须衡量与面对的问题。

北大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认为,目前来看,全面二孩放开是从上至下整体生育观念的突破。它最主要的意义在于改变了我们的生育理念,过去形成的理念是越少越好,现在很重要的目标是促进人口的均衡发展。

“我只想生两个孩子”

凤凰一直梦想要两个孩子。

来自湖南的她已在北京打拼多年,有一个11岁的女儿。

多年前,凤凰在网上看到了失独老人的专题片,哭得止不住。她至今记得,一群老人不敢回家,呆在寺庙里,不再触碰逝去孩子的印迹。

凤凰对记者说,那个时候,她就坚定了要二胎的想法,“我只想生两个孩子。哪天我和爱人老了走了,留孩子一个人,我们放心不下。”

2013年11月15日,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宣布启动实施“单独二孩”政策。次年,“单独二孩”在全国落地。三十多年来中国人的生育断层松动了。

“非独”与“单独”概念被明确划分,凤凰和丈夫都是非独,不符合单独政策,凤凰觉得,她的年纪愈加接近生理备孕极限,她为此焦虑,并企盼生育政策的进一步松动。

她和qq、里认识的“非独”家庭一起,在网上讨论呼吁全面二胎的放开。

2015年10月,凤凰与70后“非独”家庭从山西运城徒步120公里到翼城,表达合法生育二孩的诉求。

黄土丘陵上的翼城,是我国唯一一个特批了30年的“二孩试点”。数据显示,从2000年至2010年10年中,翼城县人口增长率为2.71,男性人口占比101.26(以女性100为单位)。这意味着在这个“晚婚晚育加间隔”推行二孩的小县城里,十年中人口增长远低于全国、山西省平均水平,男女比例也更加协调。翼城在凤凰一行人眼中,具有不一般的象征意义。

大人小孩14人身着统一绿白相间服装,顺着国道纵队而行,

凤凰10岁的女儿跟着徒步,她说,“我想让妈妈给我生个妹妹,一个人太孤单。”

徒步结束时,凤凰哭了。“生或不生二胎,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考量。但我们想要选择自己生或不生的权利。”她说。

“出政策了,我们能留下这个孩子!”

2015年5月底,国家卫计委公布全国“单独二孩”申请数量为145万对。数量低于预先估计,关于“单独二孩”政策遇冷的讨论不断。

网上出现了众多专家的声音,很多人认为,国家有可能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出台新的生育政策。

凤凰所在多个微信群的“非独”家庭也开始企盼着10月底十八届五中全会的政策风向。

此时,河北邯郸40岁的李欣意外怀孕了。高龄得子,李欣觉得这是难得的缘分。

在事业单位工作的丈夫态度很坚决:不要孩子。

当年10月中旬,夫妇二人去当地医院做人工流产。“医生说得满42天才能做,我怀孕时间不够。”李欣带着窃喜,回到了家。

一场拉锯战展开,李欣找了朋友、同学劝说丈夫留下孩子。但丈夫态度坚决。“上班上了20年,为了一个孩子抹杀20年工龄,养老保险也没有了,他觉得不值。”李欣明白,对于下岗后自学考入事业单位的丈夫,工作意味着生计。

李欣从网上看到了凤凰的故事,两个人建立了联系。“我告诉她再等个几天,看看五中全会有没有新政策,如果没有政策,再去流产。”凤凰向记者回忆。

等待的10天,李欣每天盯着新闻频道。她买了叶酸,每天定量吃。丈夫疑问“你买这个干什么?我都不准备要(孩子),就是陪你等开完会了死心。”

李欣说,“宝宝在我肚子里一天,我就要为他负责。”

福建省单独二胎

2016年10月13日,“80后”张青的家中,她的小儿子2岁半,大儿子8岁。新京报记者彭子洋摄

10月29日,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宣布“全面放开二孩政策”,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,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。

当晚,电视机前的李欣从沙发上跳了起来。她打电话给值班的丈夫:“出政策了,我们能留下这个孩子!”

与此同时,凤凰所在的“非独”二胎群,被红包刷屏。

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悦着,10月25日至28日之间,群里数位和李欣一样怀孕的人,做了流产。

“等待的日子压力太大了,还好我坚持了下来,不然肠子都要悔青了。”政策出台后,李欣恨不得大声喊出自己怀孕了。她觉得,大龄孕妇,走在阳光下,光明正大的样子特别美。

8个月后,李欣的儿子出生了,粉嫩的小手肉嘟嘟攥着。17岁的大女儿一放学回家,就抱着弟弟不愿放开。

“原来哥哥这么护着弟弟”

李欣期待着儿子长大,一家四口其乐融融外出郊游。而这样的四口之家生活,住在北京西四环外的张青已经过了2年。

“小蜜蜂来了。”

“不是,这是萤火虫。”2岁半的洋洋抱着平板电脑,和8岁的哥哥聪聪一起看动画片《熊出没》。

茶几被13个玩具模型车占据,冰箱门贴着野生动物的图片,客厅里摆着小车、足球、儿童读物,11件小孩子的衣物占满了晾晒架。这是张青家的日常。

80后的张青和丈夫在北京相识相恋,因符合单独二胎政策,2014年,在第一个儿子6岁时,小儿子洋洋出生了。

从小独生子女长大的张青,觉得一个人成长太过孤单。逢年过节,她和丈夫一起回丈夫黔西南的老家,兄弟姐妹多人,吃饭时全家近30人挤在一起,特别热闹。张青觉得这种对比是自己想要第二个孩子最直接的想法。

小儿子出生后,张青做了近一年的全职太太。

没有工作、没有社交、每天送聪聪去了幼儿园,就要回家照顾洋洋。一年下来,张青得了严重的腱鞘炎,胳膊酸疼。“那时候挺辛苦,经济上老公一个人赚钱,我全职带孩子,工作也辞了,整天都是琐碎的事情。”

两个孩子此起彼伏的叫妈妈,照顾了一个又赶去安抚另一个,这样的情景每天都在上演,张青已经习以为常。“我心比较大,知道这些都是暂时的,孩子大一些就好了。”

最温暖的瞬间,已经融进了日常。现在张青又找到一份工作,每每下班回家,两个孩子就跑到门口迎接她。一个手里拿着水果,一个提着拖鞋。嘴里喊着“妈妈回来了,妈妈辛苦了。”

不久前,亲戚一家来家里做客。玩耍中,亲戚家年龄稍长的孩子眼看着就要和洋洋打起来,聪聪赶忙站了起来护着洋洋“不准打我弟弟!”

“原来哥哥这么护着弟弟。”张青说,兄弟之间的爱,暖了自己的心。

“除了怕一个孩子再像我小时那么孤单,其实也希望兄弟俩能有帮扶,长大后家庭的压力也可以彼此分担。”张青说。

观念的转变

从独生子女政策走向放开二胎,观念的转变悄然上演。作为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生的一代人,周言和张青、凤凰一样,既见证了三十余年的“只生一个好”,又经历了独生子女政策从牢固至松动。

曾在北京某区基层做计生工作的周言,已怀二胎五个月。一头黑亮的及腰长发,脸上闪着孕期滋养下特有的光泽。

1978年周言出生时,正是人口政策逐步收紧之时。年龄小她1岁4个月的弟弟出生后不久,党中央发表《公开信》,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。

从小,周言觉得有个弟弟是件抬不起头的事情。在幼儿园里,她可以得到任何荣誉,唯独上不了独生子女光荣榜。班里是独生子女的小朋友都神气地站起来。老师教唱歌,歌词唱独生子女好。

周言的母亲在工厂上班,曾和同事坐火车到外省追超生孕妇,使孕妇在怀孕6个月后引产。“这在当时是件平常的事,找不到这个孕妇,整个厂子都要受影响。大家都觉得,就是不能生。”

到北京后,周言曾从事某区基层计生工作。开会、走访家庭、填写计划生育特别扶助资料及上门调查孕妇是否合规,是周言的日常工作。

周言经常给居民办理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1000元奖励,但近年来,为独生子女失能/死亡家庭办的补贴与活动,却逐渐增加。周言所在4000多人口的社区,已有十余户家庭独生子女失能或死亡。

福建省单独二胎

2016年10月15日,凤凰家楼下。她现在怀孕5个月,自己的大女儿11岁(后)。新京报记者彭子洋摄

社区教师楼里的老人前去办理老年卡,颤颤巍巍走到服务站。“办理需要材料多,可交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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